本部分从政治语言学的角度，根据平安中国所涉及的政治和社会场域的范围大小，将其语义区分为狭义、中义、广义三种。

在这一社会分化理论中,也涉及到法律的内容。笔者的一个初步判断是,虽然中国目前仍未成为功能分化的社会,但正处于各个功能系统不断加速分出的过程,即处于进行时态的功能分化过程之中。

通俗地说,法律系统也有自己的脾性。(二)中国法律的自主性与中国超大规模社会的治理 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通过法律的社会治理,其实就是全面依法治国。这就构成了社会演化的内在动力机制。分析当前中国处于进行时态社会功能分化过程及其一系列的特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研究项目。这使得帕森斯超越了滕尼斯和涂尔干,在社会演化阶段和类型划分方面,做得更为细致,形成了三个阶段,即原始社会、中间阶段的社会和现代社会。

尤其是,卢曼本人就是法律人出身,也长期耕耘在法律理论领域,因此形成了大量的法律理论研究作品。尽管如此,帕森斯关于社会演化的理论,仍然更注重用来分析演化的一般概念框架的锻造,而非对演化过程进行历史社会学的描述。从观念价值方面来看，行动者的观念既参与了对法的实际样态的塑造，也是其外在的表征。

如前所述，这种争论不仅涉及语词翻译问题（empirical research），还涉及学者们在理解实质命题上的分歧。在抽象层面，这两类问题可以被分开讨论，但在具体实证研究中，两者相互交织。例如，许多实证研究提供了多种规范性秩序共存于同一时空的观察描述，却很难在规范性上有所突破，以致被称为社会事实多元主义的研究。虽然因研究对象和方法的差异，不同研究的分析框架不尽一致，但它们都具有脱离个别事物的一般化的理论性质。

分析框架亦可帮助我们说明，法实证研究也不像那些批评所假定的那样坚持认为存在即为有效。例如：波斯纳通过加入信号传递理论，针对陌生人社会中的法律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推动了法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更新。

承认观念的建构作用意味着，实证研究不仅需要对事物间的客观联系作出说明（explanation），还需要考察人的价值观念并对其社会行动进行解释（interpretation），这是模仿自然科学认知模式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方法难以做到的事，也是近些年来各种诠释性、建构性的非实证主义方法兴起的原因。这种观点实际上承认了价值判断内化的问题，却未消解其可能导致的主观擅断和立场先行等问题。研究者们对想象力的阐释不尽相同，但基本主张都是不能只盯住眼前的对象作纯粹技术化的描述，还应当将分析放置在更宽广的人生、历史、社会等背景中作整体的理解。当然，这里被表征出来的事实并不局限于与研究对象直接相关的数据和个案。

例如，米尔斯曾提出激发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七种具体方法，苏力也从语境论的角度提出了五个研究步骤。就后一个问题而言，实证研究已积累许多经验。有些研究虽然基于观察描述提出了某些规范性主张，在方法上却遭遇了从描述性滑向规定性的讥讽。分析框架这个关键媒介可帮助我们说明，法实证研究并不像那些批评所假定的那样能够全面而客观地展现影响实践的因素。

二是这么做容易忽视社会的复杂构成。有学者曾总结认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像沿着多层停车场的上升盘旋道的两个向度，定性研究决定方向，定量研究提供攀升的动力，即便定量方法当前占据优势，但定量研究的基础是定性研究。

了解它的意义的努力直接把我们带到了各种尚未解决的重大的社会理论问题的核心，法的实际样态包含的观念建构更为集中也更复杂。分析方法的演进亦与关于实质命题的认识变迁密切相关。

因此，社会现象必然内含规律与事实、一般与个别等紧张关系，法的实际样态亦不例外。如果承认法的实际样态蕴含特定的规范性要素和价值判断，是否需要以及应在什么意义上区别实证研究和法律实证主义研究？ （三）法实证研究：通过反思一般性质问题提出的称谓 总结以上讨论，将实证方法运用于法律现象研究将面临的一般性质问题可被概括为以下四点：第一，法的实际样态是一种客观存在，可以通过观察对其进行描述，还是一种本身蕴含主观因素的存在，需要我们通过理解来揭示？第二，能否脱离法律来考察法的实际样态？如果不能，应怎样理解法律的塑造作用？第三，能否抛开价值考量来探究法的实际样态？如果不能，事实与价值之间是否存在鸿沟？如果存在鸿沟，又该如何应对？第四，影响法的实际样态的因素是否具有普遍性？能否以及如何从注定是局部的资料素材中捕捉法的实际样态？这些问题充分表明了实质命题与方法问题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共同指向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规范）、一般与个别等紧张关系。此外，由于法律性与其他社会结构分享着图式与资源，必要时或许还应将关于意识观念、价值认同、社会行动等的相关实证研究及其素材纳入观察范围。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他对宏大理论、抽象经验研究等提出了激烈批评，认为理解社会现象及其问题不仅需要实证资料等信息，更需要研究者坚持不懈地将个人困扰转化为公共议题，并针对形形色色的个体，将公共议题转化为人文意涵的表达，研究者由此需要关注人生、历史及两者在社会当中的关联，而这就是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任务和承诺和社会分析的本质特征。例如，麦考利曾明确提到，行动中的法或者新法律现实主义既吸取了庞德的思想也统合了埃利希的理念。然而，常可以在以往研究中发现，基于同样的资料素材甚至运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同一个具体法律制度可能呈现不同的样态，但这并非源自实然的认识差异，而是源自研究者在实质命题上对一般的法的认识分歧，这些分歧涉及对法的存在形式、运作机制、功能特征等问题的不同理解。

如果不深入研究这些问题，资料素材上的争论甚至共识都会变得难以理解。有学者曾指出，社会科学研究中解释个人社会行为的线性模型，R2一般不超过0.5，就是说，未被解释的随机因素作用占大半

[33]相关的代表性研究，参见朱芒：《高校校规的法律属性研究》，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4期，第140-159页。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桂13行终49号行政裁定书。

学术自治本身不构成终极目标与价值，相反，学术自治还会产生功能不彰与自治异化的问题。[11]参见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20）粤71行终2779号行政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39号。

[20]参见伏创宇：《国家监督与大学自治框架中的学术抄袭认定》，载《行政法学研究》2020年第2期，第88页。[28]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辽0192行初72号行政判决书，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武行终字第184号行政判决书。即便承认高校办学自主权，法律授权逻辑主张高校学位授予标准仅是立法赋予的细化空间，且空间十分有限。[39]尽管《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仅属于规章，其在第15条明确学位授予标准应经学术委员会审议。

[18]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2011）西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上述观点实质上都是从国家行政权的角度来理解法律授权，将高校办学自主权视为法律授权的结果。

如立法未明确高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答辩委员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进行何种审查，有高校通过细则明确为适当性审查或明显不适当审查，[57]发生争议后法院却以学术自治为名主张司法权不能过分干预学术自由，这种做法有待商榷。[40]这相当于由个人进行学术评价并实质上作出不授予学位的决定，凸显了放弃对学术自治进行监督的危险。

高校在学位标准内容上享有一定的自主空间，应当依法具体化。这意味着，司法的保守性导致其不足以发挥监督高校学位授予标准的功能，由学位立法明确学术自治原则与相关监督标准势在必行。

学位授予标准的程序约束包括通过学术组织的合议机制作出决定，该学术组织体现了教师的主体地位及相关利益群体的意见表达权得到最低限度的保障。[58]学位评定委员会的专业审查能力较弱，审查对象的数量广泛及申请人的参与不足，与形式审查职责更相匹配，法院应当运用组织原则与程序原则对相关学位细则展开审查，以保障学术决定的适当性。[3]而且，《行政诉讼法》第2条将行政诉讼的被告限定于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高校只有借助法律授权逻辑才能成为行政主体。然而在现行法律体系下，法律授权很难承载高校学位授予标准消极合法性约束以外的价值，学术自治也被限缩为不受管控的空间与司法消极的工具。

[55]有高校明确规定学位授予办法的制定应当听取学生代表大会的意见，参见《天津大学章程》第52条。关键词:  学位授予 法律授权 学术自治 行政主体 学位条例 高校学位授予标准设定属于学位授予权的重要体现，也是高校行政案件的主要争议所在。

相反，现行法律并未严格遵循这一原则，这从《学位条例》第2—6条基本条件的规定便可见一斑。对高校学位授予标准的司法审查同样应当遵循程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的双重标准。

[14]何小强案的裁判被确定为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39号（以下简称指导案例39号）后，授权逻辑在学位授予标准的实体审查中得到普遍遵循。从国家行政权的角度来理解法律授权，意图通过法律保留与比例原则来建构高校学位授予标准的正当性，忽视了法律授权的内在界限，混淆了法律授权与学术自治的关系，导致司法审查的约束变松。